雄商高铁跨大广连续梁拱首个9米大节段悬浇完成

遗憾的是，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始终没有明确确立个人道德的德目和个人道德修养的意义。

[11] 本刊记者，心灵与境界——访蒙培元研究员，《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页3。如果这一理解正确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在西方宗教、甚至人类各大宗教传统中也都有境界思想呢？严格说来，只有儒家或道家所谓的最高境界，如天人合一境界，或宋明理学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才与宗教上的神秘体验含义有重叠之处。

这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感到不朽。[31] 本刊记者，心灵与境界——访蒙培元研究员，页3。二、何为境界？ 今按：境界一词，在古汉语中本指疆域之界。这一境界的原始含义与后世用法差别甚大。境界一词在儒家传统中何时开始用于指个人修养/修行成就及相伴随的主观精神体验，尚不清楚。

[16]盖佛经以境界说修行成功所入之国[17]。于是，如能找到不朽，只能是与天地/宇宙同在，因为天地被认为是不朽的。一个人在自己的视听言动上全面合乎礼的规范要求，便是仁，这就是孔子回答颜渊问仁的主要之点。

无论如何，说明当时对道德的看法，是把公德作为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来代替一切道德。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特别是，他的结论是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者也愈远，知识越多越不道德，官位越高越不道德，这种民粹主义道德论不能不说与后来文革时代思想有相同之处。王维等诗，以高隐自足，是独善而不能兼善也，苏东坡诗大抵以乐利为宗者也。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 11．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着力点。观其大意，活泼进取是私德，亦属近代之私德，却为中国古代所无。

同月，由毛泽东起草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之四十二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范围即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排挤之。爱国是民族国家对国民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说因为一些地区曾经沦为殖民地才确定爱国，那就把爱国当成了一项施政的政策，而不是全体国民的道德。在他看来，农工之人的道德并不是出于道德选择，而是朴素自然地形成的。

后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由此看来，说中国传统道德都是私德，并不恰当。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正是我们所要强调的。

这个出发点与梁启超等是一致的。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开始论述其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

私德与公德两者并行不悖。这五项可谓新五德，但决议仍未能将之称为德，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写文件的人往往过于注重修辞的不重复，而没有把澄清概念放在第一位。

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其实罗念庵所言，在二程以来的理学中常见。用礼要求自己，即是仁，这是孔子对古代仁说的继承。保留五爱作为基本要求，与1996年的决议也是一致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希望在公德体系中保持连续性的一种努力。仁义信礼都需要体现在人伦和社会中，不是纯粹个人的品质，所以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日本国家建设的借鉴[14]。

夫所仇者仅君主一人，乃引异国覆祖国，则又一国之公敌矣。他又指出： 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

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由于公德包含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二者，所以在以往很多时候的讨论中，由于没有分清公德观念的真正所指，使得讨论变得不清楚，而公德这个笼统概念的适用性则越来越有限。

故其谋一群之利害，亦互相诿避而莫敢居先。[6]2009年,第358-360页.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4页。

公共道德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低于公民道德。马君武(1881-1940)1901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化学，留日期间结识了梁启超等人，也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撰稿。还有人把很多价值也列入公德概念。[65] 他又说： 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有些省份曾经一度沦为殖民地，所以我们政协《共同纲领》的德目中，就把爱祖国提到第一位;由于这个国家，是由人民大众出钱出力流血牺牲所创造出来的国家，所以德目中在爱祖国之后，接着就提到爱人民。

故人数虽众，而无逼塞不通之患。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

[5]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8-360页。至于社会公德的具体内容，明确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五者，这明确说明社会公德的内涵是公共道德，而不包括公民道德。

但公德不应只是公众活动的行为规则，公共生活范围甚广，如官员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都不是私人空间的私人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规范性论述，如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不是私人伦理，而是包括了面对公共生活的要求。此课的最后，他说：昔《礼记》有言：‘并座不横肱。

中国近代思想家往往把文化的近代化看作社会近代化的前提而加以鼓吹，成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在理论上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但就实践来说，这些新观念的宣扬，确实会对社会进步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其次，《纲要》第15节对社会公德作了理论上的定义和界说，特别提到社会公德是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过于宽泛。如此缺乏道德的自觉，则必迎合时势而为，有机可乘，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在这里，作为公共道德的社会公德只是四个遵守的最后一项。

当然，礼不仅是个人视听言动的道德规范，也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规范。[43] 他还在《经学教科书》中，分类详细列举了《象传》中的伦理观念： 个人伦理：《乾》之自强不息，《蒙》之果行育德，《小畜》懿文德，《否》之俭德避难，《大畜》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之慎言语，节饮食，《大过》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坎》之常德行，《恒》立不易方，《大壮》非礼弗履，《晋》自昭明德，《蹇》反身修德，《损》惩忿窒欲，《益》迁善改过，《升》顺德，积小高大，《困》致命遂志，《鼎》正位凝命，《震》恐惧修省，《归妹》永终知敝，《小过》行过恭丧，哀用过俭。

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67] 对于爱人民，我们可以具体说明如下：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

那么这新五德比起老五常仁、义、礼、智、信如何呢?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必须是能够落实到个人践行的，当然，个人践行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在古代同时是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这是新五德所不承担，也不能承担的。[15] 梁启超列举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所标举的德行，如忠信笃敬、温良恭俭让，大体皆为私德;所教人的修养方法，如知止慎独、存心养性，皆为增进私德之方法，这些中国古人的著作对于养成人的私德，相当完备。